朝阳珠山八友瓷器作品私下交易

瓷器和瓷板都是瓷，“珠山八友”作画，大多画在瓷板上，少数画在瓷器上。“珠山八友”是一代绘瓷名家，他们对作画用的瓷板和瓷器选择十分严格，从不在劣质瓷上作画。民国时期的瓷，从胎釉和制作工艺上看，大体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“珠山八友”一般都选用瓷作画，鉴别可从四方面观察：

1、民国瓷的特征：胎质细腻、釉面光洁，胎釉结合良好，硬度较高，瓷板平整，没有翘曲，釉面无疵点。因现代瓷与民国瓷相比，这些特征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因此还要看下面三点。

2、民国瓷均为柴窑烧制，反映在釉面上白中微灰，现代瓷为气窑或电窑烧制，釉面白而光亮。

3、民国瓷以手工制作，器形不很规正，原始痕迹较强，瓷板胎面有凹凸不平，上釉烧制后，侧光看去，可见釉下凹凸反映在釉面上的波浪纹，现代瓷无此现象。

4、在放大镜下观察，民国瓷在胎釉之间有薄薄的气泡层，现代瓷在釉面有气泡。

对胎釉的鉴定，只要仔细观察，反复比较，认真发析，是可以掌握的。但要提醒一点，现在亦见有民国老瓷板的新仿作，这些瓷板是民国遗留下来的，大多不符合瓷的特征，瓷的胎釉较差，比较容易识别。

当前在“珠山八友”瓷画的收藏圈内，入门者日见增多，这些瓷画爱好者因涉足时间短，所见实物少，知识相对缺乏，容易凭感观直觉轻率判断，听信社会种种流言，盲目从事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误区，把膺品当真品，把真品当膺品，在真假判断中迷失方向。经多年实践的广泛接触，多方的考察了解，归纳起来，大体有六个方面引起重视。

误区之一，以框架新旧优劣论瓷画的真伪。框架是瓷画的包装物，便于瓷画悬挂或摆放，框架材质和工艺的好坏是由使用者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品位所决定的。框架是可变之物，随着时空变迁，因自然或人为等因素造成损坏，更换新的框架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框架虽与瓷画是一个结合的整体，但没有真伪的内在联系，老框装新画，新框装老画都可能出现。现在景德镇一些仿制者为俺人耳目，煞费苦心，去民间收集老框，用来包装仿品，蒙骗收藏者，切莫上当。

王琦（1884-1937年），以画人物为主。早年以钱慧安仕女为蓝本，绘工笔粉彩人物，中年后改学“杨州八怪”黄慎的画风，以写意人物为主，勾勒侧锋用笔，线条简洁流畅，顿挫有力，挥洒奔放。作品中多见较长草书题记。常用印有“王琦”、“匋迷”、“洗心斋”、“碧口”、“碧珍”、“王琦画印”等。

王大凡（1888-1961年），以画人物为主。画风严谨、功力深厚，人物勾勒中锋用笔，线条自然流畅。1939年以后，作画不用玻璃白，直接将彩料平涂于胎，称为“落地彩”。常用印有“希平草庐”、“堃”、“大凡”等。

何许人（1882-1940年），擅长粉彩雪景，用笔洒丽，自成一家。构图讲究布局，注重远中近三重构图，绘画精细，层次清晰，所绘雪景十分逼真。景中常以红色稍作点染，使寒光雪色中增加暖意。常用印有“何”、“处”、“许人出品”、“德”等。

徐仲南（1872-1952年），青年时画人物，中年习山水，晚年专攻竹石。绘竹苍劲挺拔，枝干遒劲有力，错落有致，竹叶聚散得体，萧疏纵逸。颇有劲节凌云之气韵，竹下多见溪边奇石，与竹浑然一体。常见用印有“之印”、“仲南”、“徐印”等。

邓碧珊（1874-1930年），擅画粉彩鱼藻，有水墨画意。游鱼水藻以艳黑勾描，水藻丛丛相交有序，用绿色晕染，从内到外，绿色由浓到淡，游鱼生动自然，柔中有刚，刚中见柔。从背到腹，色彩由浓到淡过度自然。多见数鱼同池，自由自在游而不散。常用印有“邓氏”、“碧珊”、“小溪钓徒”、“之印”、“邓碧珊画”等。

田鹤仙（1894-1952年），早年学绘山水，晚年专攻梅花。喜用斜线构图，偏锋用笔双勾树干，梅朵双勾着色，花型正、侧、仰、背、朝向生动。常用印有“古石”、“鹤仙”、“田印”等。

御窑厂实则上在道光时代，就显出了它衰败的迹象，清代的瑰宝级产品，几乎都在道光前就完成了。咸丰年间，太平军打入景德镇，在御窑厂烧了一把大火几乎把御窑厂击败，1910年成立的江西瓷业公司和1920年成立的“瓷业美术研究社”，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。1928年初，景德镇的“红店佬”画人物的王琦、王大凡，画山水的汪野亭，画雪景的何许人，画鱼藻的邓碧珊，画花鸟的程意亭、毕伯涛、刘雨岑，“取花好月圆，人寿年丰之意”“月圆会”，雅称“珠山八友”。后有徐仲南、田鹤仙加入，故“珠山八友”又有十君子一说。

“珠山八友”的作品具有东方文化的特质，具有文化的精神，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儒、释、道精神的缩影。同时，“珠山八友”的陶瓷装饰水平大大超过了官窑瓷器。官窑瓷器将器皿各个部位画得满、画得繁，而“珠山八友”的作品是根据器皿不同的造型来展开装饰和构图，使装饰部分恰到好处地融入器皿整体的关系中。如王大凡的通景人物瓷瓶《木兰归故里》，画中的人物与环境主次分明，空白的处理大小有别，首尾相接。如刘雨岑的粉彩、黑彩描金瓷盘，颜色的艳丽不亚于官窑，比官窑更雅致。